垃圾分类新政下的环境教育案例研究与思考
2016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向社会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于2017年正式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提出垃圾强制分类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表明我国政府大力推进垃圾分类的决心。随着工作的深入推进，垃圾分类的可操作性、受众心理接受情况等成为舆论热议焦点，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环境教育案例，探索解决垃圾分类“知行合一”困难，为推动垃圾分类新政执行提供有效的环境教育路径。
我国垃圾分类的政策实践与研究现状
我国垃圾分类政策可上溯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现代环境法体系建设进入迅速全面发展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为依法推进垃圾分类提供法律保障，我国于2000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桂林8个城市启动垃圾分类试点，试点实践经验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行业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出台，垃圾分类评估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垃圾分类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务院文件与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涉及环境教育的内容逐步增加，其中根据《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制定的《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发厅[2018]2号）提出2020年底前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应达到100%。
学界对垃圾分类的研究探，包括垃圾分类的治理模式、法律制度、科学技术、国际垃圾分类典型经验、垃圾分类中的居民行为研究，以特定社群（某高校、某社区）为切入点管窥垃圾分类激励机制、综述垃圾分类的治理现状等，这些研究均涉及通过环境教育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但环境教育模式并非主要关注点，推动垃圾分类的环境教育方式方法研究罕有专论。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19年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该课题组以网络问卷调查形式对包括“垃圾分类”在内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进行调研，“在此次调查的所有生态环境行为中，受访者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最为认可，但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差异最大。超九成(92.2%)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但仅三成(30.1%)受访者认为自身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1]”根据调查报告，受访者认为影响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小区垃圾分类设施不完善、因“分类老半天，转运一锅端”导致垃圾分类积极性不高、缺乏成就感、从众心理、觉得垃圾分类麻烦等。由此可见，我国垃圾分类普遍存在着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差异问题，这一调查结果对针对性地开展垃圾分类环境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国内外垃圾分类的环境教育典型案例
基于社群情感影响与约束的社区宣教路径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实践的宣教主体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将垃圾分类作为社区居民的公序良俗进行推广，采取举办垃圾分类知识讲座、组织宣教活动，召开居代会、业主大会与上门征询结合，签订相关公约等一系列形式预热垃圾分类氛围，其后通过组织志愿者队伍规劝、公布家庭垃圾分类情况等方式加以推进。在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2]、上海市爱建居民区[3]、N市D社区[4]、江苏省南通市A小区[5]、台湾[6]等多地垃圾分类实践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均提到这一宣教路径。
例如：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居住有境外人士4000余人，为解决涉外小区垃圾分类推动难的问题，该街道制作中英文对照垃圾分类手册发放给外籍居民，通过宣教沟通、邀请参与活动等形式打开“心门”，截至2018年底，辖区42个小区垃圾定点分类投放率100%，支持率95%，分类准确率98%；上海市爱建居民区组建40人志愿者队伍，每天7:30-20:00轮班在小区垃圾房前示范和劝导垃圾分类，部分社区小朋友也作为特殊志愿者参与，辛苦的工作赢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可；N市D社区采取分片监督制度，每个点位每天至少由一名志愿者监督社区垃圾分类投放行为，通过“熟人”规劝与舆论监督引导居民的分类投放行为，该社区2017—2018年垃圾分类知晓率100%，垃圾分类参与率超过90%，垃圾分类准确率80%；江苏省南通市A小区在引入专业化第三方垃圾处置企业提供垃圾分类指导服务的同时，充分利用“熟人网络”做好居民和第三方企业的衔接服务；台湾的垃圾分类工作前期会在社区举办宣导会，过渡期赠送专用垃圾袋免费使用三个月，减轻社区居民抵触情绪。
此外，积分兑换活动也是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中普遍运用的宣教手段，如北京市双井街道社区后现代城小区自2016年推行“互联网+垃圾分类”以来，“日产生活垃圾8000公斤，每日平均分出厨余垃圾1695公斤，可回收垃圾145公斤……自2016年8月至今，共兑现积分641140分，兑换奖品3000多件[7]。”湖北省武汉市张家湾小区将休闲长廊建设“垃圾分类科技生活馆”，在小区设置智能垃圾分类机和积分智能兑换机，居民将垃圾分类后打包贴上二维码投放，获得积分后能在积分兑换机上自行兑换奖品，积分激励与兑换便利性极大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热情。
基于垃圾减量化实践体验的宣教路径
近年来，垃圾减量化实践体验也被作为重要的宣教经验推广，其宣教路径为选择“小切口”介入，通过组织公众亲身参与某一个垃圾减量化实践活动，走访观摩垃圾发电站感受“生活垃圾的奇妙旅行”，增强受众参与垃圾分类的主观能动性。
例如：我国作为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FEE）首批全球试点的垃圾减量化项目国家，自2011年启动垃圾减量化项目，该项目具体“落地”到各试点学校的模式是组织学生在校园和社区开展垃圾产生量调查测算并制定减量目标、采取减量措施，记录、公布和宣传垃圾减量成效，这一项目取得积极成效并持续推进，成为中国国际生态学校项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全国中小学2018-2019年度垃圾减量项目工作正在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的指导下全面开展中。2017年、2018年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在大连、南京举办全国环保设施公众开放现场会，现场会上北京、南京、大连、湖北等多地典型经验交流中普遍认同邀请公众走进垃圾处理设施单位，开展互动、体验式环境教育模式更能影响垃圾分类行为。
我国多地开展的垃圾分类环境教育中，基于垃圾变废为宝实践的宣教路径也深受公众欢迎。如湖北省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根与芽”环保小组在校园开辟堆肥区，采取生物发酵方式消耗厨余垃圾，还可获得有价值的腐殖土，每年消化生活垃圾约2吨[8]。该校罗文老师还被邀请到紫云英儿童之家幼儿园、武汉市唐蔡社区等单位指导生活垃圾堆肥实践，均取得显著成效，成为效果好、可复制、公众接受程度高的宣教路径。
基于垃圾分类意识“从娃娃抓起”的宣教路径
世界各地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垃圾分类实践成功经验证明了“从娃娃抓起”环境意识培养路径的有效性，美国[9]、德国[10]、澳大利亚[11]、瑞典[12]、比利时[13]、日本[14]、我国台湾地区[15]的垃圾分类从幼儿园阶段就以课程形式介入，从小接受垃圾分类教育成长起来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将垃圾分类视为常识，更容易实现垃圾分类“知”与“行”的统一。
例如：美国于1970年颁布《环境教育法》，1990年修订为《美国国家环境教育法》，美国环保局设立总统创新奖等一系列奖项，鼓励和嘉奖为环境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学校、组织和个人，设立环境教育基金支持各地区开展环境教育项目，完善的环境教育立法体系和充足的经费支持为垃圾分类教育从娃娃抓起提供良好保障。德国的垃圾分类宣教工作由市政、教育等政府部门和环保协会等社会民间组织共同实施，小学设有专门的垃圾分类课程。澳大利亚小学设有包括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小窍门等内容的环保课程。瑞典的学前教育（1-5岁）的课程和活动中设有相关环保内容，为符合环境教育目标的学校颁发“可持续发展卓越证书”（DiplomaofExcellenceinSustainability）。日本2003年颁布《有关增进环保意愿以及推动环保教育的法律》，学龄前儿童普遍参加各种垃圾分类体验活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将垃圾分类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采取不同方式的教育模式，幼儿园阶段以播放垃圾分类主题动画片为主，小学阶段以垃圾分类知识教育为主。我国台湾台北市也要求从幼儿园阶段开展垃圾分类的环境教程，垃圾分类是学生自小掌握的环保技能。在台北市松山小学，学校制定“资源回收垃圾减量实施计划”，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垃圾分类，并从高年级学生中选出“环保小尖兵”辅助垃圾分类工作。
典型案例的经验分析
对照《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与前述三种环境教育案例类型，不难看出其成功的原因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态环境与社区归属感的情感缺失、垃圾分类环保技能的缺乏、公共资源管理中的“搭便车”心理等垃圾分类“痛点”问题。
强化社区归属感，解决“搭便车”心理的社群情感联系与约束模式
以居委会为宣教主体的社群情感联系与约束模式，一方面充分激发社区居民共建共管的归属情感，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另一方面利用社区长期积累的“熟人”资源组建党群干部志愿者队伍指导和规劝社区居民进行正确分类投放，公布家庭垃圾投放情况，促使居民逐步固化垃圾分类习惯。从实践成功案例来看，多数居民继续坚持垃圾分类并逐步养成习惯，主要影响因素为共情、人情、声誉等软约束机制，这些机制较好地强化了社区居民归属感，解决了公共资源管理中的“搭便车”心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宣教模式多见于国内典型案例，体现了这一模式的本土化特征。
激发环境情感与成就感的垃圾减量化实践体验模式分析
垃圾减量化实践体验模式是典型的“在环境中的教育”，通过将参与者置身具体环境中，引导其主动采取观察和实践手段解决垃圾问题。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部门大力开展的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等工作表明，我国环境教育日益重视通过探究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垃圾减量化实践激发公众的环境情感，鼓励各相关学校、基地和环保设施开放单位选择“在环境中的教育”模式作为垃圾分类宣教路径。国内外的垃圾分类环境教育成功案例彰显了“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宣教效果，学校师生、社区居民因深度参与垃圾减量研究强化了环境情感，又因实现“垃圾减量”目标的正面反馈获得成就感，这些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有助于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早期介入培养生态环境道德感的“从娃娃抓起”宣教模式分析
生态道德情感的培养（尤其是面向学龄前幼儿的生态道德情感培养）对环境审美、环境思考和环境行为的养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接影响人们在面对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的选择，这也正是解决公众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差异问题的根本所在。从国内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其“从娃娃抓起”宣教模式的强力持续推进受惠于其相对成熟完善的环境教育立法体系。
结语
基于上述垃圾分类环境教育案例的分析，通过宣教路径去解决公众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差异问题、切实做好垃圾分类新政下的环境教育工作，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垃圾分类环境教育的立法保障。目前我国的环境教育立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宁夏回族自治区、天津市、河南省洛阳市等地先后颁布环境教育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教育条例》《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洛阳市环境保护教育条例》，厦门、黑龙江、深圳、甘肃、重庆等地也在积极推进环境教育立法工作。政府部门作为垃圾分类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广泛吸纳国际经验、立足中国本土特色，进一步探索推动环境教育立法进程，为全面持续开展包括垃圾分类在内的环境教育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加强垃圾分类环境教育的平台建设，为“环境中的垃圾分类教育”营造适宜的“环境”。鼓励生态环境教育资源丰富、适合开展垃圾分类实践体验教育的单位、机构和场所，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特点，打造垃圾分类环境教育平台。如垃圾处理设施单位、科技馆、博物馆等可充分运用自身科普资源优势，帮助社会公众理解垃圾分类知识、学习垃圾分类技能；如具备条件的大型公共机构、企业等应结合《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的任务目标要求，充分发挥其先行先试的特点，在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和企业中推出一批垃圾强制分类的先进典型展示垃圾分类成效。
三是构建垃圾分类环境教育体系。鼓励以实现垃圾减量化或资源化为目标，以推进垃圾分类实践为手段，构建较为完善、覆盖全年龄段的互动式、体验式的垃圾分类环境教育体系。如在幼儿园以环保游戏等形式培养幼儿垃圾分类习惯，在中小学校以垃圾减量化或资源化调查和实践等形式增强青少年的垃圾分类意识，在高校以垃圾分类的技术、管理、政策、宣教模式研究等形式为垃圾分类提供智力支持，在社会以组织垃圾处理设施单位的环保公众开放、举办垃圾分类环境教育实践技能培训等形式开展。
四是注重垃圾分类环境教育的情感联系。加强垃圾分类宣教主体与宣教对象的情感联系，在现有的基于“熟人社会”网络、激发“社群归属”情结的情感影响模式基础上，加强对宣教对象的诉求研究，在巩固共情联系的同时，帮助解决困扰宣教对象的实际问题，如完善垃圾分类设施、为垃圾分类提供便利条件和便民服务等，赢得宣教对象的信任和支持。加强垃圾分类主体与自然环境的情感联系，通过新闻报道、公众宣传活动、课堂渗透、推出优秀环境文化作品等多种手段，激发垃圾分类主体热爱自然环境的情感。
作者：陈果 宋小华 解东
